「曾治香港」夕陽系列(七 • 完結篇)： 不公平政治令社會成大輸家

2010 年 7月1日 刊 《信報》專業眼
梁兆昌
公共專業聯盟

在極大的社會爭議中，2012政制改革方案終於在立法會通過了。展望未來，特區施政會否自此一帆風順，一片「和諧」?

沒有民主，就沒有藍天，也沒有和諧社會。這是政治家妖言惑眾? 是普羅市民想多了? 歷史證明，特區政府沿用殖民地時代優待商界的做法，是無法有效照顧社會不同界別利益的。關鍵原因是，特首並非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立法會則受功能組別特權階級箝制、用分組點票機制廢去直選議員武功，致使眾多政策向商界財團傾斜，而有利民生的議案卻往往在獲過半票數贊成下仍荒謬地給否決。

新政改方案 無力挽狂瀾

2012政改方案雖然使民主「成份」增加，但三百萬人選出五個區議會提名的立法會議席，跟傳統功能組別只需二十多萬人便選出三十席相比，仍是極大的不公平，亦根本沒法逆轉不公平的政治格局。不公平給制度化、合理化了，談何「和諧」? 民生問題，關係市民福祉，但由於現時畸形的政制中商界擁有絕對強大的影響力，民生政策無法對症下藥，結果化為嚴重矛盾。

居住問題最能反映大財團與小市民之間的敵對矛盾。市民無法理解：政府為何不立法監管地產商，反而任由他們魚肉市民，小額交易短斤少兩尚且要送官究辦，賣樓發水呃呎每宗數以百萬元計卻竟無法可依，難以繩之於法；政府建議降低強制拍賣樓宇門檻，幫助地產商奪取民產；讓地產商的需求決定土地供應量，加劇房地產短缺；讓地產商建屋豪宅化，對中下階層住屋需求視而不見；讓地產商將政府的建築面積豁免化為自己口袋的鈔票，而不是用於提升住戶生活質素。種種政策總是向地產商傾斜，市民能不怒斥政府「官商勾結」?

貧富懸殊環境劣 愈發展愈落後

商界在最低工資問題上有關鍵的話事權，僱主方面一直抗拒根據生活工資的概念計算工資金額，漠視市民在香港這個富裕社會應有的生活水平與尊嚴。特區政府無視問題，懶理在職貧窮人士，反而在最低工資及最低工時問題採取所謂「中立」態度，這等於偏幫商界僱主剝削市民。

小圈子選舉無須認真準備競選政綱。曾蔭權競選連任時所提出的政綱，未能為香港提供願景及發展理念。影響所及，香港過去幾年可說是愈發展愈落後。可持續發展雖然成為了政府的口頭禪，應用最多的卻是「財政上的可持續性」，而社會的可持續性，也就是社會經濟發展能否符合公平公義原則，則甚少提及。這是經濟成果無法公平分享，貧富愈形懸殊的原因，也是政府缺乏社會政策，以至無力建立公平公正、仁愛關懷的社會的關鍵。環境保護方面缺乏願景，表現令人失望是意料中事，當全球聚焦如何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時候，特區政府卻仍在空氣污染這個上世紀的老問題方面團團轉而一籌莫展。香港社會的陷落，與亞洲國際都會的稱號「貨不對辦」。

民主與法治是相互依存的。法治工作上，曾蔭權政府在立法方面未盡力，任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的數目，較董建華任期最後幾年少四成，更為了廻避社會矛盾而多次撤回立法建議，令立法滯後於社會經濟發展。曾蔭權政府也閒置了法律改革委員會這行之有效的法律更新機制，只落實了兩份法改會報告的立法建議，對另外十一個報告建議置諸不理，削弱了前瞻性立法的可能性，更削弱了法制系統維持社會公平公義的積極作用。

缺乏民主解決問題機制

曾蔭權政府最大的倒退，莫過於大幅收縮政府的功能，把政府的責任局限於照顧最有即時需要的小部分人士。有關轉變沒有諮詢市民，更未獲民意授權。必須指出的是，政府施政須面向全部市民，包括中層人士，他們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也需要政府的支援，例如病有所醫，因此，醫療改革剝奪中層階級享用公費醫療服務的安排是值得商榷的；房屋政策也不應只著眼於市民的置業需要，更應考慮他們奮發向上的積極生活態度而予以幫助。政府更逐步增加用者自付的服務項目，假以時日，政府將退化至與其他政府服務承辦商無異。

民主除了自足價值，還有工具價值，能真正解決問題。香港在缺乏一個公平公開的社會矛盾解決機制下，過去十多年的內耗十分嚴重。因此政府必須馬上著手建立民主機制，透過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員，取得市民的授權，才能有效處理社會問題，長治久安。